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浪潮中，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全新一代信息技术交错纵横，在不断融合创新中“城市大脑”成为了浪潮中大家竞相追赶的灯塔。
近些年来，城市大脑、城市云脑、城市超级大脑、城市超脑等泛“城市大脑”概念不断涌现而出，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铜陵等愈来愈多的城市参与到建设城市大脑的队伍之中，期待以城市大脑为工具，处理当前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瓶颈与困难。
1、从互联网大脑到城市大脑
从本质上来看，智慧城市是基于互联网的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互联网的遗传基因和特征，故此，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就没法忽略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规律。
1983年，英国哲学家彼得·罗素编撰了《地球脑的觉醒——进化的下一次飞跃》，他指出人类社会通过政治、文化、技术等各种联系使地球成为了一个类人脑的组织结构，也就是地球脑或全球脑，“类脑”概念开始出现。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大家开始探索互联网的类脑现象，刘峰博士指出，在不断地发展和进化中，互联网正在向着与人类大脑高度类似的方向进化,形成互联网大脑构架，互联网将具备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和运动神经系统，也会拥有自己的记忆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
互联网大脑概念的明确可以说为城市大脑的指出打下了基础。智慧城市作为互联网与城市相结合的产物，必定会继承互联网大脑的基本原理，也在所难免的向着城市大脑的方向发展。
关于城市大脑这个概念，在业界内较为认同的是刘锋在2015年提出，他认为，城市大脑是互联网大脑构架与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城市级的类脑复杂智能系统，城市大脑将会提升城市的运转效率，处理城市运转中面临的复杂问题，更好的满足城市各成员的不同需求。
相较于互联网大脑构架中与神经网络的描述，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大家更愿意用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等概念区分智慧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而平台层便是城市大脑。
从其特征来看，更精确地说应该是数据库或者数据中心，不过这个数据中心可以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像人脑一样的“思考、计算、处理问题”；通过感知层的传感器、移动终端、视频采集设备等收集城市中居民、企业、政府机构、路灯、车辆、工场、道路、建筑等各个要素的信息；通过网络层的物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实现广泛的联接，进行信息的汇集与回传；通过城市大脑的分析、处理，为智慧城管、智慧市政、智慧社区等各领域的应用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通过诸多层级的相互协作，形成良性的循环，不断地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推进智慧城市管理和运行的不断地迭代升级，完成城市智慧化发展，螺旋式上升，从而为城市中的人创建更宜居的环境，推动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2、进击的“杭州城市大脑”
提及城市大脑，杭州肯定是一个没法避开的城市。杭州城市大脑起源于2016年4月，从交通治堵开始，2016年10月，城市大脑正式发布；2018年9月，城市大脑发布2.0版，所管辖范围扩张了28倍；2018年12月，城市大脑（综合版）发布，城市大脑步入3.0建设阶段，由交通正式延展至产业发展、旅游服务、生态环保等领域。
通过多年的迭代，城市大脑3.0加强了感知能力，将通过城市空间基因库连接农田、建筑、公共交通等全部城市要素。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城市大脑能够完成交通、医疗、应急、民生养老、公共服务等全部城市场景的智能化决策。
城市大脑将原本分散在各个部门、相互孤立的数据资源联通共享，通过创建一个高速运行的城市“CPU”（中央处理器），不断地提升政府的服务效能，让决策更科学、让生活更美好，让杭州正在变成一座数字化系统治理之城，让杭州在竞争“中国智慧城市第一城”道路上大有一骑绝尘之势。
杭州做为第一个提出并探究“城市大脑”的中国城市，杭州通过城市大脑完成了从“治堵”到“治城”，从“单一场景”到“综合治理”的转变和领域拓展。从治堵“工具”到治城“利器”，城市大脑变成支撑杭州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深水区的现阶段，杭州的阶段性胜利，让城市大脑诸多智慧城市建设者在迷茫中的灯塔，为智慧城市以后的建设发展指引了方向。
北京的“海淀城市大脑”、上海的“城市大脑”、铜陵的“城市超脑”等愈来愈来的城市“类脑”项目落地实施，城市大脑变成前沿科技和产业的新一轮热点。
虽说，各城市、企业，学术界，产业界关于如何规划、设计、建设城市大脑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便是创建一个“能思考、会感知、可协同”的数据中心，以此来打破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数据孤岛、烟囱林立等瓶颈。
3、城市大脑能否强势“破局”
杭州城市大脑的出现的确让杭州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走在前列，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杭州有意无意地跨过了许多智慧城市发展道路上的“坑”。城市大脑只是实现城市治理的一个工具，也许以城市大脑为核心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智慧城市主流模式，但现阶段包括杭州城市大脑在内的所有城市脑项目，都处在传统治理和数字化治理的过渡期，或者说转型期，还需要不断地升级和迭代，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以及新的问题。
此前，杭州市委发布了《关于做强做优城市大脑打造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窗口”的决定》，明确指出发展目标：
到2022年，信息孤岛基本消除，公共数据资源实现共享，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感知、分析、决策能力取得突破，城市运转的数字化映射实时呈现，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准迈上新的台阶；
到2025年，城市大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实现全方位、全市域的综合性应用，形成对城市总体状态的实时感知、全局分析和智能处理，推进公共资源高效调配、城市运转效率大幅度提升；
到2035年，城市大脑深度融入到市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同数字化赋能城市治理相对应的体制机制全面确立，城市大脑成为杭州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独特标识。
不难看出，杭州在数据孤岛等智慧城市建设共性问题也无法独善其身，即便有杭州政府这般的大力支持与推进，城市大脑在进行资源整合和数据信息聚集时仍会遭遇非常大的阻力，数据壁垒仍然存在。
这背后涉及到的不单单是简单的数据共享的问题，更是涉及到各系统、部门之间的组织结构与权力边界的问题，数据开放更深层次的是各职能部门的权力稀释，因而，存在阻力也并不难理解。
杭州这般，其它地方更甚，我相信没有哪个城市能够确保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比杭州还要大，各地大数据管理局或者大数据中心，在各地的政府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有多少话语权，能否驾驭和协调的各职能部门来满足城市大脑需求，恐怕要画上一个问号。
因此归根结底，城市大脑只是一个工具、手段，用这个工具来纵横捭阖的终究还是人，城市大脑能否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破局”的鲶鱼，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作为承载着众多期望的城市大脑，无疑是现阶段的最优解之一，同时城市“类脑”的概念也释放了一个信号，智慧城市的建设最终必须要回归于人，以人的问题为导向，智慧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需求的精细化治理的、智能的、绿色的、宜居的智慧城市。